分類：音樂

* 本文發表於《藝術家》雜誌，2017年8月號 ｜ 羅悅全

「故而本土或在地的觀念，是和自我肯定不可分的[…]，這個本土／在地不會是一個異己的圖騰，因為本土／在地不是一個外在於『我們』的東西。或者，用比較文學一點的說法：『本土』是一個只要你抵抗，就立足其上的地方，不是一個遙遠的聖地。」

──《台灣的新反對運動–新民主之路「邊緣顛ㄈㄨ\中心」的戰鬥與遊戲》[1]，1991

 

1995年的後工業藝術祭（又名第二屆破爛生活節）結束後不久的一個炎熱中午，我路經師大附近巷弄，看到牆上貼著海報，寫著「第三屆破爛生活節──有音樂和表演」。我興沖沖地趕到海報所指的地址，是一片夾在老式住房之間長滿雜草的荒地，約莫四十坪，七八位年輕男女閒聊著，角落一棵矮樹下掛著蚊帳，還有一堆雜物，似乎有個流浪漢佔領了此地在那裡過日子。空地中間是台廢棄的鋼琴，機件都鏽了，似乎得用腳踩在鍵盤上才能勉強發出聲音，我等得無聊，真的這麼作了。表演一直沒開始，我詢問那群男女，他們指著蚊帳笑著回答：「等XX回來就開始了。」過了半晌，一位貌似研究生的男子匆匆到場，把肩上的書包扔到一邊，按下旁邊手提卡帶機的按鍵放起音樂，對著其他人喊著：「來來，大家站起來，跟我一起動！跟我一起唱！」為數不多的觀眾聚攏上來隨著那男子的吆喝開始揮動雙臂、抬腿、扭腰、……「來來來，這場表演裡，我們大家都是表演者！」帶頭的男子喊著，像是回答我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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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發表於《生命文献：沈陽地下音樂1995-2002》展覽讀本，三川出版社，2017年4月 ｜ 羅悅全

要談台北的「地下音樂」，最麻煩的是：到底是要談哪一種地下？就像一位台灣樂評的提問：「都說崔健是中國搖滾的第一人，可是台灣的搖滾樂比大陸開始得早一大截，那麼誰是台灣搖滾的第一人呢？」這問題沒法答清楚，因為：到底是要談作為類型的搖滾、作為態度的搖滾、作為反文化的搖滾，還是作為商業範式的搖滾？在台灣，這些不同層次的概念相互糾纏、辯證，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以不同的樣貌表現，而非在突然清晰地體現在一個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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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發表於杭州美院學報《新美术》2016年 第6期 ｜ 羅悅全

 

儘管田野錄音在民族音樂學（ethnomusicology）、聲音人類學（anthropology of sound）、聲音生態學（acoustic ecology）的語境下有其方法論上的意義，但在2014年的展覽「造音翻土──戰後台灣聲響文化的探索」[1]的部份主題展區裡，則嘗試離開這些已定義的學術框架，藉由史料的發掘與再脈絡化去發現田野錄音在台灣近代史中作為一種從解殖民、自我重新建構到走向作為一種藝術實踐與行動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要強調的是，對「造音翻土」來說，田野錄音的意義不僅是字面上的「於發聲現場收音」，而是「發聲－聆聽－紀錄－檔案化－再發聲（以任何形式公開發表）－再聆聽」的一連串過程。而台灣戰後田野錄音的採集意識如何辯證地發展，則是展覽所欲討論的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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